资政|“真刀真枪”地把重点改革推进下去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后一段时期贯穿着整个经济工作的主线。既然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经验表明，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目标应该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和机制，我们面对的问题就在于，能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
人们常常以为所谓“结构性改革”这个提法是中国的特殊提法，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长时期以来在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说法。笔者查了一些文献，当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建立起来以后，可能其中的某些制度架构仍然存在问题，所以它就需要对这些不够完善的、存在缺陷的制度架构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就叫“结构性改革”。
在2004年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提出了一些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当时的IMF研究中心主任拉詹写了一篇文章来解释他们所建议的结构性改革是什么。当时有人认为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来自需求侧。拉詹表示不同意这种判断。他指出：“许多经济问题是由市场运行中的问题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资源短缺或者需求不足。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此时显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即改变左右市场行为的制度架构和监管架构。”
我们说的“结构性改革”，改的是体制结构，通过体制结构的改革，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来实现结构的优化。
当前，为了实现结构的优化，为了要改变经济增速下行而效率又没有能够提高的被动状态，我们需要抓紧进行六个方面的改革。
1．制定和执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其实我们在21世纪初期就进行过一轮简政放权，到了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简政放权采取了世界通行的做法——制定负面清单，而不是一项一项地去增加正面清单的项目。政府也布置了两个清单，一个是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一个是政府授权的正面清单。看起来政府授权的正面清单可能有困难，但负面清单是市场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不但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还牵扯到对外经济关系，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更加抓紧进行。
2．金融改革。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在当前杠杆率这么高的情况之下，民间的投资意愿低落，而人们在资产负债表出现某种衰退的情况之下，不愿意把资金放到流动性比较低的领域，不愿意放到实体经济中去，这种情况之下金融的加快改革有更重要的意义。
3．国有经济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一个重大突破，就是要把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由直接管企业（即“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变为管资本。这一决定十分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国有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中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才能实现各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4．关于竞争政策的贯彻。过去中央和政府文件一再要求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格局。但在事实上，却存在着许多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现象。所以，如何抓紧贯彻竞争政策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任务。
5．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自贸区的试验不但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有意义，而且直接可以影响到国内“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建立。所以，这方面的试验应该要加快进行，特别要防止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试验回到过去的一种税收优惠、政策优惠这些低层次的做法。
6．坚持建设法治国家。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但是现在看起来这方面的进展仍然不快，这样市场体系就缺乏一个规则的基础，也就不可能平稳有效地运行。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第二十五次会议特别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次革命，必须要真刀真枪地干。怎么才能真刀真枪地推进改革呢？
首要问题还是要把各级领导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上来，形成共识。拿国企改革为例，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提出了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直接管企业、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管资本为主，通过设立若干资本经营公司作为投资主体掌握国有股权。有些国资部门的人认为，管人、管事、管资产还是必须坚持。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认识上求得统一和共识，恐怕是能够迈开步子往前走的一个前提条件。
第二个问题，要明确执行改革决定的责任主体。用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来说，就是要把改革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第三个问题，按照第二十一次深改小组会议的说法，要拧紧责任螺丝。完善对负有责任的机构的督办、督察和责任追查工作机制，而且要落实到人员的任免上，或者像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五次深改小组会议上所说，“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
（摘自《领导文萃》2016年11月下）
稿件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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